用奉獻堅守點亮交通線上的平凡人生 —— 追記“紅色傳令兵”馮士友

“機要交通送的都是機密中的機密，可不能有閃失，萬一出差錯，那真不得了。”這是11年前，倒在工作崗位上的馮士友掛在嘴邊的話。

馮士友，1956年出生在連云港市灌云縣。1988年，江蘇省委辦公廳機要交通處成立，他積極向組織申請，成為一名光榮的機要交通員，擔負起保障黨中央政令暢通的神圣使命。人在旅途、以車為家、責任如山的事業(yè)從此開啟。這一干，就是24年。

2011年8月13日，馮士友與同事姚詠執(zhí)行任務從北京乘列車返回南京。和往常不一樣的是，前來接站的同事發(fā)現(xiàn)馮士友走路有些恍惚，以為他沒休息好。車輛抵達江蘇省委大院后，同事將馮士友扶到沙發(fā)上躺下。馮士友示意他們先去完成任務，自己躺躺就好。然而，姚詠再回來時，發(fā)現(xiàn)馮士友已癱倒在地，神志不清。

經(jīng)緊急送醫(yī)檢查，馮士友被診斷為突發(fā)性腦干出血。雖緊急協(xié)調專家會診、全力救治，遺憾的是，馮士友終因病情惡化，于2012年4月3日去世，年僅55歲。

“老馮辦事認真，干起活來不要命。”老同事何賢林對馮士友的猝然離去痛心不已，“多年來的連續(xù)勞累，壓垮了他的身體。”機要交通押送的物件，都是機密中的機密，不容任何閃失。機密物件不能離開交通員視線，執(zhí)行押運任務通常是兩個人，互相配合，輪流值守。馮士友和同事的許多時間，都在往返北京及省內各地的火車上、汽車上度過。不管刮風下雨、天寒地凍，只要有任務，他們必須在傳令的哨位上堅守，確保押運之物的絕對安全。

“乘列車執(zhí)行機要押送時，是不允許自由活動的，上廁所只能輪流去。我們只有自覺減少喝水，盡量做到不上廁所。”陪伴馮士友執(zhí)行最后一趟押運任務的姚詠，回憶他們旅途奔波的一幕幕時說，躺在舒適的鋪位上，我們沒有真正入睡過，因為任務在身，只有真正完成任務交接后，才能松口氣，趕緊找地方補覺。

安全、準確、及時地傳遞黨和國家秘密，是機要交通員的核心職責。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，馮士友和同事們依然輪流往返于北京和南京之間。“社會可以因為疫情按下暫停鍵，機要交通不可以。”老機要交通員于傳軍回憶說，當時他們戴著口罩，上車后將車廂門一關，單程在密閉的車廂內一待就是10小時。因為北京是非典高風險區(qū)，回到南京后，他們一度處境艱難。面對要么停止出班、要么全家禁足的兩難局面，馮士友毅然決定駐守機要交通哨位，將年邁的父母托付給妻子照顧，自己連續(xù)數(shù)月吃住在辦公室。后來，為減少疫情傳播風險，機要件中轉地作出調整，馮士友和同事們又日夜奔波在滬寧高速上。

機要交通高度的政治性、特殊性、保密性等特征，決定了這支隊伍的準軍事化管理，要求每一個機要交通員具備高度的紀律約束性、強烈的責任心、過硬的業(yè)務能力。

由于高度認真和用心，馮士友能從眾多密件的鉛封上，一眼看出問題端倪，做到防患于未然。從鉛封的完整度和記號筆跡，老馮能看出是誰鉛封的。如果鉛封不完整或筆跡比較陌生，他必定嚴加檢查。馮士友對文件序號的變化特別在意，以避免可能出現(xiàn)的發(fā)送錯誤，保障文件發(fā)送的絕對安全。

保密，是機要交通員的重要工作原則，不該問的不問，不該說的絕對不說，即使對最親近的人。馮士友的妻子湯傳蘭回憶，馮士友在家時話不多，除了看新聞聯(lián)播、天氣預報，就是忙自己的事。她知道丈夫在省委辦公廳機要交通處工作，但從來不知道他的具體工作內容，因為他在家從來不說工作上的事。

長期以來，馮士友在保密環(huán)境下從事神圣的機要交通工作。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，他始終以一名共產(chǎn)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。馮士友的父母是連云港東辛農(nóng)場退休職工，家中兄妹5人，他是老大，父母平時的生活開銷、醫(yī)療開支主要靠馮士友補貼;妻子湯傳蘭腿有殘疾，又患有眼疾，需要長期用藥。即便過著緊日子，馮士友也從不沾公家一星半點。馮士友去世后，人們在收拾他的遺物時，發(fā)現(xiàn)他的公費醫(yī)療證一片空白。“他的公費醫(yī)療證不僅沒給家里人用過，自己也沒用過。”和馮士友在省委共事最早的一位同事說，他的發(fā)病是有先兆的，但他心里只有工作。

離世11年，同事們一直忘不了這位以身殉職的機要交通員。2012年，陳鐵冰到機要交通處工作時，是處里最年輕的一員。“老馮當時還在搶救。組織上很關心，經(jīng)常去醫(yī)院看望慰問，我都去了，算是送過老馮一程。”陳鐵冰接過了前輩的接力棒，“我們要繼續(xù)用行動踐行‘獻身使命、甘于奉獻’的鏗鏘誓言，用實干書寫‘黨的紅色傳令兵’的擔當作為。”